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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节选自2012．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