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之初,名士王湘绮撰对联一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联中嵌入“民”“国”“总”“统”四字,并在联尾点出自己的看法。此联讽刺的是( )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在这里,布罗代尔强调的是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指出:“理学并不仅仅是对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展,部分是全新的创造。”“全新的创造”是指
日本福泽谕吉曾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据此说法,中国近代最先向西方学习并开展的活动应该是
“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必然施展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了它的合法国家利益。”这段文字出现在1970年美国总统外交政策咨文中,反映了美国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这样一段描写:“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打死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劝他们自行调解。”广州府县的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