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崇尚“德治”,孝道是政府与民间最推崇的。有史料记载,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减食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郭巨因此而被荐举为孝廉。这一史料反映的是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说:“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成因为
《天工开物》所涉及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720—178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19世纪初,世界十个拥有五十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中国有六个。与同一时期的西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在
钱穆在某篇文章中谈到:“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此制度”当指
黄宗羲指出:“……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为此,他主张
《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写道:“大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这主要得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