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湾民众发起返乡运动,印发《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的传单30万份。传单写道:“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一潮流促成了
“农民是最好的公民—一因为没有太多的财产,所以他们总是忙于生产,极少参加公民大会……只要从参与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统治国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想赚钱而不是为了名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作者此番话的意图是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下列属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是
近年研究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它强调反对强权,与弱小、不发达的‘农村’国家为伍,反对‘城市’国家。”该论断
1962年,我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减少2万个,加上1961年减少的2.4万个,共计减少了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的45%。1962年工业总产值指标比1960年下降了47%,重工业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了26%。同时,还切实整顿了所保留工业企业的管理。这些政策在当时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定发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暴动,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