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4年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1954年以后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1982年宪法中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说法,这典型说明
中共“八大”报告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由此可见,这个报告
“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文中的“这场思想变革”
甲午战后,严复谈到:“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弊乃至不可复振也。”材料反映了严复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词,以其特有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罗括了种种旧俗之外的新事,使外洋飘来的东西在朦胧中减杀了腥膻气和夹生气。比之上一个世纪,‘以夷变夏’这个古老而又刺激过许多人神经的命题似乎已经在国人的灵魂和感情中越来越淡化了。”据此可以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