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材料中的“这次变革”是指
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南北美洲和东欧(包括西伯利亚)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其描述的现象开始于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们。对这一点最恰当的解释是
黄邦和在《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一书中这样描述:“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加速了人类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没有了美洲贡献的大量金银与物质财富,没有北美的自由移民垦殖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缓慢的多,英国也不可能成为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没有把世界连成整体的地理大革命,也不可能出现推动否定旧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列评论不符合材料意图的是
1502—1505年,阿拉伯商船在印度洋的香料运载量从平均每年的350万磅,骤减为不足100万磅。威尼斯商人于1504年再次驾驶商船前往贝鲁特和亚历山大购货时,突然发现市场上竟然没有香料出售。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
当代某学者认为:“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