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写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这表明
1919年6月20日,来中国访问的杜威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是
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把儒家学说中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指出当时中国正处于升平盛事即君主立宪制阶段。他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中国文武制度迥异外洋獉狉(草木丛杂,野兽出没)之俗……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庶几取外人知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无患。”以上最有可能是谁的观点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兄弟。”与这句话直接有关的信息是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应当如何自救?当时中国人对这一艰深的时代课题做出的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回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