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新制度”指的是
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因为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
陈旭麓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说:“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批判。”该事件是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己。”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严复的这一言论反映了
康有为借助经学外衣和孔子的权威来宣传维新变法,而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则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两者说明的共同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