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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助学——成长与尴尬同行
今年，曾获“希望工程”和社会其他人士资助的“大眼睛”苏明娟已24岁，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现实；今年，南粤大地上依然有无数个待助的小“苏明娟”；而另一端，借助网络发展起来的助学团体“乐助会”也度过了三周岁生日；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民间义教组织“灯塔”走到第六个年头，他们独创了“朋辈教育”的新理念……正是他们搭建起民间助学的桥梁，收获着快乐也遭遇尴尬。
镜头拉到5月3日凌晨2时30分，江西信丰。
连续6小时的行车，让在部队练就硬身板的湖南汉子“河马”（网名）和所有志愿者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仍拿出本子记行程，只上过小学的他就着台灯一笔一画地写起来……这是三年来广州民间助学组织——“乐助会”第二次跨省查访。
今年4月，“乐助会”组织者金星做了个决定：放弃多年来经营的公司，全心投入“乐助会”的工作。“这个社会其实好心人很多，只是没有一个途径，‘乐助会’就是要搭建这样的平台，让乐善好施的人都能找到方向。”身为“乐助会”创办人之一，金星将助学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三年的时间里，“乐助会”成为华南最大的民间助学组织，拥有志愿者500余人，共有1800多名学生通过“乐助会”获得资助，捐助资金达到111万元，运作资金达800万元。而三年前的“乐助会”还只是一群“小富人”组成的“车迷会”，“大家在一起谈论爱车，或者一起自驾游，根本不知道不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此时，在广州大学城内，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义教助学组织——“灯塔”开始为暑期的下乡支教招兵买马。“知识的贫乏，观念的落后，思维方式的缺陷，从来不是单纯的财物捐助能彻底解决的，只有传授先进知识，全新理念，才能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并改变其思维模式。”六年来“灯塔”在粤西粤北的农村实践着与传统教育有所不同的“快乐学习”，“朋辈教育”，“乡土认同”，“重视自我”等等迷人想法。
“我想我人生的路就这样了，但他们找到了我，让我重新回来读书……”怀集桥头镇桥头中学学生彩娇初二辍学外出打工，“灯塔“的义工们几经周折在东莞找到她，并筹款为其解决学费。
目前“灯塔”的义工以大学生为主，“灯塔”发展六年，现在我们也开始招募社会义工，“灯塔”副理事长卢思歆表示。“灯塔”先后组织10批在校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共1000多人次，到肇庆、清远、广西和湖南等偏远农村11所中小学义教，前后服务9000多小时，受服务学生2500多人次。
无论是简单的捐助还是带有新颖教学理念的支教，这些团体愈来愈受到广东各界人士的认同和支持，然而他们同样面临着那些或普遍或个别的生存难题。
中国青基会违规投资的风波刚刚淡出人们视野，“打工之家”的集资纠纷也未有定论，资金问题让人们对民间助学组织产生不信任感。“即使有人愿意捐款，我们也不敢收，怕触犯法律成‘非法募捐’，好多次国外基金会和一些跨国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合作意向也只好婉拒，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份’，说到底是‘黑户’，”金星表示，“乐助会”的困境不在于人们的不信任，而在于缺少一个合法身份。“乐助会”最近一次江西查访也成了“混乱的一次”。志愿者们分析原因称，内部管理没有跟上组织的发展脚步。“灯塔”秘书长甘宁也在担心，“怕有一天‘灯塔’成了一个完美的组织，但不会做事了”。
“灯塔”虽然不做捐资助学，但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目前还是有小额资金捐助计划，但是去年6月发生的一次事故将灯塔拉入一种尴尬境地:义工在怀集开展活动时，学生意外被村民认错殴打，被害者索赔未果，遂把“灯塔”告上了法庭。和中国大多数民间组织一样，“灯塔”并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而只是以一个项目的身份挂靠中山大学公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官司至今仍无下文。还有义工支教传授的教学理念，让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孩子们分了心，孩子们希望老师可以和义工一样做朋友，当地老师觉得义工的行为“教坏”了孩子。
（节选自2007年09月17日《南方日报》）
相关链接：1991年4月，记者解海龙深入安徽采访希望工程，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她那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打动了无数热心于希望工程事业的人和民间助学团体。
文章第一段从写“大眼睛”苏明娟开头，然后又列举了“乐助会”“灯塔”等助学团体，作者的用意是什么？
文中说助学团体“收获着快乐也遭遇尴尬”，他们收获了哪些快乐？遭遇了哪些尴尬？请分点概括。
新闻最后写到当地老师觉得义工的行为“教坏”了孩子，请结合全文，探究这样写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