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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文为诗”
朱自清
为什么到了宋代才有诗文分界的问题呢？这有很长的历史。原来古代只有诗和史的分别，古代所谓“文”，包括这两者而言。此外有“辞”“言”“语”。但这些都没有明划的分界，诗与史相混，从《雅》《颂》可见。诗、史、辞和言、语相混，从《老子》《庄子》等书内不时夹杂着韵语可见。至于汉代称为《楚辞》的屈、宋诸作，不用说更近于诗了。
汉代是个赋的时代，那时所谓“文”或“文章”便指赋而言。汉代又是个乐府时代，假如赋可以说是霸主，乐府便是附庸了。乐府是诗，赋也可以说是诗，班固《两都赋序》第一句便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赋出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性质多近于诗的《雅》《颂》，以颂美朝廷，描写事物为主，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专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按现在说，汉赋里可以说是散文比诗多。所谓骈体实在是赋的支与流裔，而骈体按我们说，也是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见出赋的散文性是多么大。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那么，汉人所谓“文”或“文章”，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了。
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魏、晋、六朝是骈体文和五言诗的时代，但这时代还只有“文”“笔”的分别，没有“诗”“文”的分别。“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当时的“常言”。赋和诗都是“文”，和汉人意见其实一样。另一义却便不同：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是“笔”。这个说法还得将诗和赋都包括在“文”里，不过加上骈体的一部分罢了。
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杜牧有“杜诗韩笔愁来读”的句子，可见唐一代都只注意这一个分别。杜牧称韩愈的散体为“笔”，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论。韩愈和他的弟子们却称那种散体为“古文”，韩创作那种散体古文，想取骈体而代之，也是划时代。他的努力是将散体从“笔”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称为“古文”。他所谓“文”，似乎将诗、赋、骈体、散体，都包括在内，一面却有意扬弃了“笔”的名称。唐人连韩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还没有想到诗文的对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体成了正宗。骈体不论是抒情的应用的，也都附在散体里，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评应用文的（骈体居大多数），虽分评，却都称为“文”，这个“文”的涵义，正是韩愈的理想的实现。这样，“笔”既并入“文”里，“文笔”“诗笔”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诗文的分别便应运代兴。诗文的分别看来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说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将诗从文里分出，却留着辞赋，似乎自己找麻烦，但一看当时“文体”的赋的发展，便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成立了诗文对立的局势，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韵脚的有无上，所以有许多争议。争议虽多，共同的倾向却很显明，那就是风诗正宗。
（选自《朱自清文集》，有删改）
下列对于“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由诗与史组成的古代的“文”与“辞”“言”“语”几者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老子》《庄子》等作品是其有力的证据。

B．汉代所谓“文”就是赋，赋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赋的支与流裔的骈体又是散文的一部分，故“文”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

C．魏、晋、六朝时期对“文”有另一种释义，所谓“文”是与“笔”相对的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包括所有的赋、诗和骈体。

D．宋代，散体成了正宗，“笔”并入“文”里，“无韵者文”，形式包括赋、骈体、散体等，这些也都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楚辞》的屈、宋诸作，近于诗，但不是诗，这说明古代诗、史、辞、言、语之间的划分不明显，诗文分界也无从谈起。

B．汉代的赋与骈体逐渐从诗中分离出来，且二者都具有浓郁的散文性，这是因为作为散文一部分的骈体是赋的支与流裔。

C．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成于魏、晋间的阮籍之手，且可见《楚辞》之影响，而汉末的乐府孕育的五言诗也不无抒情的痕迹。

D．宋代，将“笔”并入“文”里，所以“文笔”“诗笔”的分别就不甚明了，只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的说法也非楚河汉界。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文对立在出现之前，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汉代、魏晋六朝、唐代，先后出现了诗史的分别、文笔的分别、诗笔的分别。

B．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时只注意到“诗”“笔”的分别，即使韩愈和他的追随者扬弃了“笔”，也还未料及诗文的对立。

C．到了宋代，诗文才出现分界，这与历代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唐诗的飞跃与突破、“笔”归到了“文”中等。

D．诗文对立存在许多争议，是因为根据韵脚的有无不能区分出诗与包含在“文”中的用韵的“辞赋”，而“风”是诗的正宗却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