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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文为诗”
朱自清
为什么到了宋代才有诗文分界的问题呢?这有很长的历史。原来古代只有诗和史的分别,古代所谓“文”,包括这两者而言。此外有“辞”“言”“语”。但这些都没有明划的分界,诗与史相混,从《雅》《颂》可见。诗、史、辞和言、语相混,从《老子》《庄子》等书内不时夹杂着韵语可见。至于汉代称为《楚辞》的屈、宋诸作,不用说更近于诗了。
汉代是个赋的时代,那时所谓“文”或“文章”便指赋而言。汉代又是个乐府时代,假如赋可以说是霸主,乐府便是附庸了。乐府是诗,赋也可以说是诗,班固《两都赋序》第一句便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赋出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性质多近于诗的《雅》《颂》,以颂美朝廷,描写事物为主,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专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按现在说,汉赋里可以说是散文比诗多。所谓骈体实在是赋的支与流裔,而骈体按我们说,也是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见出赋的散文性是多么大。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那么,汉人所谓“文”或“文章”,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了。
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魏、晋、六朝是骈体文和五言诗的时代,但这时代还只有“文”“笔”的分别,没有“诗”“文”的分别。“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当时的“常言”。赋和诗都是“文”,和汉人意见其实一样。另一义却便不同: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是“笔”。这个说法还得将诗和赋都包括在“文”里,不过加上骈体的一部分罢了。
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杜牧有“杜诗韩笔愁来读”的句子,可见唐一代都只注意这一个分别。杜牧称韩愈的散体为“笔”,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论。韩愈和他的弟子们却称那种散体为“古文”,韩创作那种散体古文,想取骈体而代之,也是划时代。他的努力是将散体从“笔”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称为“古文”。他所谓“文”,似乎将诗、赋、骈体、散体,都包括在内,一面却有意扬弃了“笔”的名称。唐人连韩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还没有想到诗文的对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体成了正宗。骈体不论是抒情的应用的,也都附在散体里,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评应用文的(骈体居大多数),虽分评,却都称为“文”,这个“文”的涵义,正是韩愈的理想的实现。这样,“笔”既并入“文”里,“文笔”“诗笔”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诗文的分别便应运代兴。诗文的分别看来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说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将诗从文里分出,却留着辞赋,似乎自己找麻烦,但一看当时“文体”的赋的发展,便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成立了诗文对立的局势,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韵脚的有无上,所以有许多争议。争议虽多,共同的倾向却很显明,那就是风诗正宗。
(选自《朱自清文集》,有删改)下列对于“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由诗与史组成的古代的“文”与“辞”“言”“语”几者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老子》《庄子》等作品是其有力的证据。 |
B.汉代所谓“文”就是赋,赋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赋的支与流裔的骈体又是散文的一部分,故“文”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 |
C.魏、晋、六朝时期对“文”有另一种释义,所谓“文”是与“笔”相对的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包括所有的赋、诗和骈体。 |
D.宋代,散体成了正宗,“笔”并入“文”里,“无韵者文”,形式包括赋、骈体、散体等,这些也都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 |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楚辞》的屈、宋诸作,近于诗,但不是诗,这说明古代诗、史、辞、言、语之间的划分不明显,诗文分界也无从谈起。 |
B.汉代的赋与骈体逐渐从诗中分离出来,且二者都具有浓郁的散文性,这是因为作为散文一部分的骈体是赋的支与流裔。 |
C.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成于魏、晋间的阮籍之手,且可见《楚辞》之影响,而汉末的乐府孕育的五言诗也不无抒情的痕迹。 |
D.宋代,将“笔”并入“文”里,所以“文笔”“诗笔”的分别就不甚明了,只是“有韵者诗,无韵者文”的说法也非楚河汉界。 |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文对立在出现之前,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汉代、魏晋六朝、唐代,先后出现了诗史的分别、文笔的分别、诗笔的分别。 |
B.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时只注意到“诗”“笔”的分别,即使韩愈和他的追随者扬弃了“笔”,也还未料及诗文的对立。 |
C.到了宋代,诗文才出现分界,这与历代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唐诗的飞跃与突破、“笔”归到了“文”中等。 |
D.诗文对立存在许多争议,是因为根据韵脚的有无不能区分出诗与包含在“文”中的用韵的“辞赋”,而“风”是诗的正宗却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