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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的资本
郑连根
中国传统的道德是推崇谦逊、反对骄傲的，附带着，也就反感吹牛。可是，无论翻看史书，还是观察身边现象，爱吹牛的人还是很多。而且，不少大名鼎鼎的人也爱吹牛。若不信，我可举例说明。
司马迁，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道德文章堪称后人典范，可他吹牛的口气也不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岂敢让焉？”意思是说，五百年而圣人出，周公死后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到今天，孔子死了又五百年了，面对着“继承”圣人事业的重任，我司马迁怎么敢让给别人呢？看看，直接拿自己与周公、孔子之类的圣人相比，这哪里有一点谦虚的影子？当然，司马迁说到做到，他写出了《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足以让他跻身文化巨人的行列，所以，后人会把司马迁的吹牛说成是当仁不让!
大名鼎鼎的苏轼也爱吹牛，他说：“我本不擅书，知书莫若我。”意思是说：我老苏本来不擅长书法（或许这与他的诗、词、文相比），可是，若论对书法的理解没人能超过我。这话以自谦之辞道出自负之心，自得自信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我老苏写书法，不能把纸全部写满，要留下足够长的空白，以便让五百年内的后人在上面写下赞美我的话。谁能说这话不带有吹牛的色彩？可是，苏轼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十项全能”（柏杨语），他的诗、词、文、书法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对他的赞美岂止“五百年”？
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欧阳修的身上，他写了一首吟咏庐山的诗，便说当时的人谁也写不出来，只有唐朝的李白能行；又写了一首《名妃曲》，就说这首诗的后篇连李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行，至于这首诗的前篇，就连杜甫也写不出来，只有我欧阳修才成。这样的话，如果出自常人之口，他非被众人的唾沫淹死不可。可是，说这话的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顶尖的散文大师，他吹牛有资本，别人也不好反驳，只好说他这是真性情。
而且，吹牛这事还有传染性，前人吹牛的思路、语气、方法，常常被后人模仿，借以说明我就是吹牛也是有学问有“师承”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就借鉴了欧阳修吹牛的思路，他画了一幅《青城山景》，效仿欧阳修的方式自赞，说自己的这幅画“宋人有其雄奇而无其温润，元人有其气韵而无其博大，明清以来毋论矣”。这算不算吹牛？当然算。不过，人们可以从张大千的自夸中看到他的艺术自信和“挑战意识”。如果没有艺术自信，没有敢于挑战前人、挑战权威的创新意识，那张大千还能是张大千吗？
李敖更善于吹牛，他曾说，五十年以来和五百年之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有人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便举出前文提到的司马迁、苏轼等人的例子进行反驳，说如果你们要骂我吹牛，请先骂司马迁、苏东坡等人——我这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由此看来，吹牛还是不吹牛，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和才能高下的标准。吹牛本身不是什么大错，错就错在有些人爱吹牛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嘴上说的是“亩产万斤粮”，可实际上连亩产千斤都做不到，这样的吹牛害国害民。所以，奉劝爱吹牛的人，在大话出口以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本钱，说出去的话到底能落实几分？
另外，我还觉得，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吹吹牛是可以理解的——夸张变形本来就是一种艺术手法，他们用惯了，话里话外难免会有职业特点。可是政府官员就不应吹牛，因为他们讲的是实事求是，职业特点要求他们不能像文学家、艺术家那样惯于使用夸张的手法。可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一些政府官员惯于把成绩夸大，再夸大，把缺点缩小，再缩小。
不该吹牛的乱吹牛，这算不算是一种可怕的错位？
请从文中找出能证明“吹牛还是不吹牛，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和才能高下的标准”这一观点的3个论据。
文章连续列举了多个名人吹牛的例子，可读来却不觉得重复。试分析其原因。
依据文章内容，简要概括吹牛者需要有哪些“资本”，并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