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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困境和理论局限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处于“花果飘零”时期在中国曲折成长起来的。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张君劢、熊十力，系统化于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而普及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做了许多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学派，其理论臻于精密；冯友兰则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第二，他们试图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
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在理论上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仅从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价值观，就反映了其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因而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还只是应对型、精英型的，称不上是变革型、大众型的。
(节选自2011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
关于“现代新儒家”，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由心存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并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

B．有“援西入儒”的想法，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来回击全盘反传统思潮、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

C．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对“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西化思潮及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

D．他们试图只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等资源的努力，收效不大。

下列有关“现代新儒家”困境及理论局限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评价未能做到客观理性。

B．因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故未能做到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学术的精华。

C．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认识欠深刻，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 的命题就体现了这一点。

D．缺乏新时代对多元文化应有的包容胸怀和融摄气度，因而其理论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表 现相当明显。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张君劢、熊十力是这一思潮的奠基人。

B．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现代新儒学系统化的表现，这两人是其各自学派的代表。

C．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干扰了冯友兰的“精神反思 ”，这是造成其“新理学”理论局限的主要原因。

D．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注重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给“新理学”带来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