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最能印证其主旨的是
19世纪晚期,某西方报纸称:“甲午以后,中国有三党,守旧党……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意在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文中所指的维新党是
抗战期间《群众周刊》曾刊登了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的一则贺电:“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立奏奇功”指的是
《胡汉民自传》载:“同盟会未尝深植于民众,民众所接收者,仅三民主义中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此……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其责当由革命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对该材料理解不正确的是
著名学者田秉锷教授在《大国无兵》一书中说:“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下列史实中,不能说明这一论点的是
太平军某将领回忆自己在1862年指挥的一段战事时,自豪地说:“有巡抚李鸿章到上海,招集洋鬼,与我交兵……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这位将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