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最能印证其主旨的是
汉武帝“独尊儒术”、李贽批判孔子、康有为尊孔子为改革先师、袁世凯“尊孔复古”、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当前的“孔子热”,这些现象既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孔子的命运。以下各项中,能够用来解释孔子“命运”的比较科学的观点是
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种种公共之需。”据此判断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张为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所作的《逐满歌》中写道:“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做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此作品的主要意图在于
严复晚年说:“垂老亲见……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对严复上述言论理解错误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