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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欧美多位历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回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在中国流行，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西方中心论”。

B．“西方中心论”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实和历史，而“全球史观”则侧重于关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C．“全球史观”认为，“西方中心论”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历史成就。

D．“全球史观”有助于破除中国人崇洋媚外的思想痼疾，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全球史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因为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或个人因素的影响。

B．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以“全球史观”的视角重新观察和审视中国就代表着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

C．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30年的发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D．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文明走向没落是历史的宿命，只有依托中华文明才能构建和想象未来的世界。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时代的历史，应聚焦这一国家或地区本身，考察它的哪些历史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B．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已走向没落，因此，应该去关注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C．早在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因为那时中国非常繁盛。如今中国崛起，中华文明再次为世人所推崇。可见，经济实力决定文化地位。

D．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更要增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