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是指
下表摘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其变化趋势反映了
“会议坚信,本宣言和各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的实施,将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从此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在国际和平大家庭中起他们的作用。”这次会议
有学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每年数百个讨论的议题进行统计发现,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上述认识的历史背景是
作家包天笑曾回忆道:“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当时“民族思想的发动”主要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