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几个中文系学生看了这段话,对“那时”具体是指哪个时期意见不一,他们向一位历史系教授求教,得到的答案是指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权。这放映的实质是
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澳人利亚)说过:“我们在‘暴乱’ (指义和团运动)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这是因为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论及科举时说:无论是东汉“孝廉”还是宋、明、清“进士”,都是在各地区均衡分配的大原则下产生的。而且地区分配的要求来自“士”阶层的内部,也不能归之于皇权的片面操纵。东汉“孝廉”与人口成比例出于“公卿会议”;北宋“逐路取人”则经过南北士大夫长期争论而获致;明代分南、北、中卷也起源于洪武时北方落第举人的抗争。……各地“孝廉”或“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利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这里余英时强调的是科举制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载:“先是世祖亲政,日至票本房,大学时司票拟,意任隆密。康熙时,该内阁,分其职设翰林院。雍正时,青海告警,复分其职设军机处,议者谓与内三院无异。至本章归内阁,大政由枢臣承旨,权任渐轻矣。”这说明
下图所示漫画发表于1986年。对其信息解读准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