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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经济学”的文化后患
卢新宁
一向受到冷落的传统文化,仿佛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近年来,文化遗产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在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这当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利好”,而是历史文化的灾难。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过度开发”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的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的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许多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频繁看到当地政府的身影。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应运而起。“帝尧故里”争夺战中,临汾修建了“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出手不凡的大制作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
政府参与社会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建设应当以公共文化服务为重点。面对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崇古活动”与不断新建“文化标记”,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在光大传统、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不仅有对经济效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
这恐怕是“遗产经济学”更大的后患! 本文所说的“遗产经济学”具有怎样的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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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文化遗产争夺战”与“伪文化”建设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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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所说的“遗产经济学”有哪些文化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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