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回忆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胡适后来也说，当年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坏消息传来，“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梁启超次年反思道：“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当初“威尔逊一帮人调子唱得太高，我们听着了，以为理想的正义人到霎时可以涌现，以为国际联盟这个东西就有锄强扶弱的万能力，不独将来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从前的冤抑也靠他伸理。其实天下哪里有恁么速成的事”。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材料二：至1920年5月，梁启超作《“五四纪念日”感言》，论述一年前发生的“国史上最有价值”之运动。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由“局部的政治运动”扩展为“文化运动”，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为国家之保存及发展起见，一时的政治事业与永久的文化事业相较，其轻重本已悬绝”；而“非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而无根蒂的政治运动，决然无效”。有鉴于此，梁启超于是断言：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已政治运动为辅。
——陈平原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材料三：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1920.1）
材料四：对于（五四运动期间）工人罢工，孙中山与他的助手戴季陶交换了看法。戴认为：“许多无组织、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孙中山深以为然：“你这个意思很好……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
——陈平原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回答：
（1）材料一中的“公理”指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前国内知识界期待“公理战胜强权”的背景。
（2）据材料二、三，梁启超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意义有何共识？结合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事实简要分析原因。
（3）据材料三、四，孙中山在五四后思想观念有了什么变化？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有何体现？
（4）结合以上分析，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给我们什么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