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从历史中获取必要的教益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途径。 1970年,二战中反纳粹的英勇斗士、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勃兰特这一跪的意蕴包括:①诚恳承认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所犯下的罪恶 ②向曾遭受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犹太人谢罪 ③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 ④消除历史包袱,帮助德国减轻民族复兴的困难
杨秀清在《谕英使文翰》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这表明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在于
1853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材料中的“这次变革”是指
美国人石约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写道:“无论如何,起义虽只是象征性、鲁莽的行动,但却是政府和人民联合行动的例证,由此能使西方从中吸取教训。”下列能够论证上述观点的是
1880年,薛福成写道:“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害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在他看来,对近代中国“贻害于无穷”的是 ①开设工厂②协定关税③片面最惠国待遇④领事裁判权
古代中国中央政府与管辖范围外的政权,建立的是以中国朝廷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关系体系。中国中央政权成为这个体系的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了等级性的中央政权的外藩。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个体系逐步崩溃了。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