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宣统五年,正月初三:)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竞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即服色亦效洋式,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日甚一日。……来拜年者五十余人,皆系便衣便帽,无一顶戴之人,间有洋帽之人,较上年之情形迥然不同……”以上为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部分),由此可见
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因为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
陈旭麓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说:“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批判。”该事件是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己。”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严复的这一言论反映了
康有为借助经学外衣和孔子的权威来宣传维新变法,而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则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两者说明的共同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