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当时提倡“这两位先生”的进步意义,体现在①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 ②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③形成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④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75年,郭嵩焘奏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一认识
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说:“盖在昔月,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事实上,中国近代有些事件兼有制度之争和思想之争,它们是 ①洋务运动②戊戌变法③辛亥革命④新文化运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人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这一思想主张当属于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故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二事,一曰人权说,二曰生物进化论。”这表明陈独秀
陈旭麓指出,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运动,更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价值的重建”指的是 ①用科学理性取代传统权威 ②用个性解放取代礼制禁锢 ③用自我价值取代宗族本位 ④用民主自由取代专制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