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达伦道夫在1998年写道,20世纪“在相当大程度上为各种分裂所主宰,导致热战冷战不断,但20世纪同时也是一体化的起源”;全球化开始“主导人们的生活、想像和恐惧”,人们不得不“从全球的角度去思考,以回应这一日益全球化的现实”。达伦道夫在这里强调的是,20世纪( )
对联往往能够反映某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有一副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汉满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其反映的时代背景是
(费正清《观察中国》)“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的社会差别。”中国近代最有利于实现这两个梦想是在
路德在宣传他的“信仰得救”思想时说过这样的话:“信徒得救一不靠教皇,二不靠圣礼,只有靠终生悔改,才是基督的正道。”该话的思想本质上
历史学家罗荣渠认为:“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加速了人类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没有把世界联成整体的地理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缓慢得多,英国也不可能成为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同时在旧大陆也很难出现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试验场地。同样也不可能出现推动否定旧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材料中有关地理大发现的理解,错误的是
从1 885到1892年,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田赋由38. 5%下降到35. 2%,而厘金(国内贸易征税)和关税收入则由36. 7%上升到43. 2%,其中关税收入逐年上升了3.8%。这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