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初曾建议西欧盟国出手相助,但西欧盟国反应冷淡。美国有人因此指责西欧盟国忘恩负义,他们最主要的依据是
抗战胜利后,重庆政协制定的宪法提到:“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一律平等。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这体现的原则是
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1865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道:“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之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赫德的这段话
蒋廷黻在《半新不旧是不中用的》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反映了作者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中央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他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