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说: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要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代价却是牺牲了军事实力,这使他们在处理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汤因比所说的这一历史时期是
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奏:“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了应对强敌,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伏诛,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后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该段话表明李鸿章
史学家郝延平在《守旧与革新》一文中谈到:“中国对西方称呼由(19世纪)60年代前的‘夷务’,到七八十年代改称‘洋务’和‘西学’为主。”该变化反映了:
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写道:“轮船电报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自商举,……不闻会议集众商,股东何尝岁一叙?不闻岁举查帐员,股息多少任所予。”诗中反映出
(2008年晋中第一次调研)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多年。有人把武昌起义的发生说成是张之洞“种豆得瓜”。这种说法的依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