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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岂是乡愁
罗兰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脚上、裤子上、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37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下的泥泞——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湿。这里冬季“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豪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只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席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是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戴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擤了一筒鼻涕在车板上，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猛扑着的风，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着。外面是灰濛濛的阴天，覆盖着黄澄澄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明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雪。这里冷，是最容易捱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
车子在平交道前刹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着老羊皮袍、戴旧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躲着身子，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间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唯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
那正是那样一个转变的时代，许多读“洋学堂”的青年都丢下那旧得霉腐的老家，去外面自立谋生。他们投入一种新的、工业化的生活里。他们用时钟代替了太阳。他们过着连吃一根葱也要去买的日子。他们按月领薪水，而薪水总是不够开支。但是，他们穿得一天比一天考究，妇女们慢慢地讲求时髦，而且学会了打牌。当我们隔几年回一次老家时，老家的人，都带着惊羡的眼光看我们，而我们也为自己能够自立谋生，和接触新的东西，学来新的“派头”而有点自豪。
但是，有一年，我们忽然不能自立谋生了！
那年战争爆发，父亲忽然失业。小家庭的生活，怕的就是失业，我们没有积蓄，兄弟姊妹又多。正在彷徨无主，忽然接到大爹的信。我们拆开那旧式的印着红框的中国信封，看见大爹那朴拙的毛笔字。他写道：“……小难逃城，大难逃乡。如在外生活不易，可随时返家团聚。家中虽清苦，然粗茶淡饭，尚可无缺。……”
不两日，大爹又来了回信，信中详细说明火车开到的时刻，让我们务必搭某日某班的火车。
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奔驰。我们三人紧紧地挤在三等车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着，茫然地望着外面的风雪。那平原真是荒凉，火车奔驰好几里，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只有冻僵的寒天、冻僵的河水、冻僵的平原、冻僵的枯树和抖颤的电线。那火车窗棂上积着高高的一层雪。车中的暖气驱不走那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严寒。我们的手和脚都冻得发痛。
下了车，我们就见大爹爹跑过来。他跑的时候，那毡窝就陷在深深的雪里，使他举步维艰。他跑得那样吃力，而又那样快，使我们几乎不相信那就是大爹，我们从来也未见大爹跑过，他总是四平八稳地踱着方步的。而这次，他吃力跑到我们面前，嘴唇“哆嗦”地抖着，用他冻僵的手把两个妹妹搂在他怀里说：“好孩子！好孩子！冻坏了吧？孩子？”                                                 （本文有删节）
画线的“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只有冻僵的寒天、冻僵的河水、冻僵的平原、冻僵的枯树和抖颤的电线”在文中具有怎样的作用？请结合文章加以简析。
文章主体内容是回忆北方以及北方的“大爹”，但文章开篇却从台北的雨、从台北的市井和人物写起，作者为什么这么写？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文中“近于诗意的乡愁”与“很动心的回忆”分别指什么？
文章后半部分聚焦在“大爹”的形象上，突现了“大爹”怎样的精神品质？从“大爹”身上，你看到了中华民族怎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