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赞叹:“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两千年来改朝换代,一直到现在还是大一统的国家。……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局面?它的精神文明了不起!”汤因比所说的保持中国统一的“精神文明”应该是
1930年代初,国民党广州党部发行了一本名为《风俗改革丛刊》的书,书中写道:“每届废历岁聿云暮,腊鼓摧残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个不的办‘年货’:有钱固兴高彩烈,无的也勉为凑趣……;熙来攘往,络绎于途,以有用之金钱,作无谓之消耗,即令罗掘俱穷,当衫当裤,也要求‘顾住体面’,做到‘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这种无意识的举动,真是愚不可及。”这在本质上反映了
孙中山认为, “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对以上材料分析最准确的是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说:“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成因为
《天工开物》所涉及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720—178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19世纪初,世界十个拥有五十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中国有六个。与同一时期的西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在
钱穆在某篇文章中谈到:“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此制度”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