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在论述民国思想史时说:“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论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了‘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这里的“它”指的是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孕含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每每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令研究者“倍感兴趣”的政治制度是指
1919年6月28日,德国外长在签订条约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要我承认我们是这场战争的唯一祸首,我知道那是扯谎!”而远在柏林的德国总理公然指责条约是“杀人的魔锤”。当天,德国许多报纸上纷纷出现了镶着黑框的悼念文章,号召全民复仇。这种现象说明
我国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下列对该学者观点的解读,较为恰当的是
《五四:未完成的启蒙》指出:“……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利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偏离了方向”的主要原因在于
“疏”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如汉代贾谊的《论积贮疏》、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下列有关“疏”的正确解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