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特说:“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许多质量上的判断或描述就有着一层内含的数量上的意义,有时还有必要使它变得明确起来。……没有从数量方面作出回答的知识,我们便不能解释‘重要’问题上的证据。”罗德里克·弗拉特强调的是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并进而假设“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一思想根源在于
李贽在《焚书》中说:“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这反映了李贽
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主要是因为
《观书有感》中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诗反映了
历史学家钱穆指出:“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 “士大夫寻求人生真理,奉为举世为人之最大宗主,与夫最后归宿者,几乎惟禅是主。”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