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其中“中国之政”主要指的是: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下列观点与此相似的是
朱或的《萍州可谈》记载:“本朝贵人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择婿’。亦有婚钱,谓系提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后藏者嫁婿,以饵士入,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对上述材料理解最恰当的是
翦伯赞在论及史料与历史研究时说:“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他所强调历史研究应该
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据此判断,自周以来实行避讳的根本目的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和频繁,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体现了文化的共融性。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