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指出:“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政策的核心。”这番话强调
李大钊在1919年5月9日《每周评论》上撰文指出:“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这表明
“以为不要城市工人而用农村包围城市可以取得胜利,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假使没有城市做领导,则任何乡村都是不能‘联合起来’的。并且,没有城市工人激烈斗争,则一切‘包围城市’的计划完全是空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1930年5月24日)这说明当时
“百年痛史,承载太多苦难彷徨……百年奋斗,铸就民族不屈性格;百年山河,矗立不朽民族丰碑。”就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辛亥革命所铸就的“民族丰碑”是
学者陈旭麓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民国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推动这种“新陈代谢”的核心动力是
金冲及教授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这表明甲午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