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2年,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主持编定了《授时历》,与今天世界通用的公历基本相同,但早于现行公历300年。《授时历》其名取意于“敬授民时”,这主要说明 ①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农业科技特色 ②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是“重农”政策的体现 ③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科学理论的研究 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领先于世界
创刊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称:“因上海地方五方杂处,各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出版报纸“贵乎信息流通”,“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入架买空盘之误”。可见其创办的目的是
历史学家指出:中国人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在这种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意识指导下出现的最早的实践活动是
魏源在论及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时说,“三代用人,士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士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对这段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该材料说明唐朝
钱穆在评价科举制度时说:“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钱穆意在强调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