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写道:“守卫祖宗之法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在一起。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二者的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文中“两者的冲突”应该是指中国近代历史上的
1961年9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说:“当我们走上独立的道路而不同两个对立阵营的国家集团结盟的时候,当我们反对分裂世界的政策和拒绝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一切时,我们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条“艰苦的道路”就是
1951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巴黎时说:“我有意选定法国首都作为我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地方,是想借此证明,我把德法关系看成是解决任何欧洲问题的关键。”其主要用意在于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斯大林有歧见,罗斯福总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对国际事务的谅解与苏联打交道,而未见世面的杜鲁门则往往鲁莽地采取好战和不合外交常规的办法。”下列属于杜鲁门“好战”行为的是
“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20世纪50年代后,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苏短暂的首要地位让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义的恢复——至少从政治上来看是如此。”上述材料意在说明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中说:“当前我们处于一种奇特的混合格局,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的世界格局中。”对此理解正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