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官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过程。与“科举制”相一致的是
唐后期的韩愈把经学家们一直不太重视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门抽出来,作为载道的重要经典详加注释,大力宣扬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到宋代更把修齐治平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把《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上述材料典型地表明唐宋时期的儒家学者( )
《中华文化史》一书写道:“这一时期民本思潮的重心有二:在人类与自然关系(天—人)方面,突出人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关系(君—民)方面,强调民的作用。”这一时期( )
孟子提出,人的内心存在仁、义、礼、智的思想胚芽,天也具有仁、义、礼、智的特质,因此心性可与天命相通。连接二者的途径是“反身而诚”,即存心养性以扩张四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其思想的进步之处在于( )
南怀瑾在《谈历史与人生》中认为“儒道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理念。”下列最能体现作者观点的是( )
据说,有一天贝多芬和歌德一同散步。在看到一群奥地利皇室成员后,歌德立刻恭敬地站到路边。贝多芬对他说:“您大可不必这样做,贵族们的派头是愚蠢的,只能显示出他们的庸碌无能。”但歌德仍拘谨地站在路边并露出谦卑的微笑。事后,贝多芬痛心地对歌德说:“您对他们过分尊敬了。”由此可见,贝多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