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加强中央对西藏和台湾的管理,分别设置了
《孙中山选集》下卷载“因此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材料反映的孙中山民族主义观是
《南方都市报》载文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外发型的,一种被动应对的现代化。”这一论点在于强调
1922年,陈独秀在《造国论》一文中说:“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状况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反映出陈独秀
1919年,梁漱冥指出: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要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下列各项表述中,与梁先生观点一致的是
1916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他认为“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穷者”。下列对此观点理解准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