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谁点燃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愤怒之火?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熊梦飞在《忆亡友匡互生》中写到:“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是匡互生点燃了赵家楼之火,五四运动的首功非英雄匡互生莫属。上述历史研究 ( )
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下表显示了四川学者吴虞1918年在成都和1923年在北京时的消费情况。根据傅斯年的观点,此表可以说明
A. 当时北京的城市化水平比成都高B.近代中国东西部商业发展不平衡 C.吴虞到北京后消费结构有所变化 D.当时成都的享受型消费场所过少
毛泽东在1920年给蔡和森的信中说:“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这表明
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都不是为自己耕田,是替地主耕田,所产生的产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用政治和法律手段来解决。”孙中山的这一主张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金冲及教授在其《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这表明甲午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