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的某些“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由冯友兰执笔：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弛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选编自《民国那些人》
材料二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节选自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1）依据材料一概括，冯友兰的辩书针对了当时民国政府哪些“新规定”。
（2）透过材料一、二，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的哪些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