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说:“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之复活……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这“两大潮流”指的是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上述材料中体现的观点及其在中国最早的倡导者应该是
某学者指出,雅典民主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超出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上做决策”。与这一“错误”出现无关的是
王韬、郑观应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都被称为“维新派”,主要在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都超越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探索,他们的思想主张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下主张中最能够表明这一高度的一项是
“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既是一个革命目标,又是一个革命策略。作为国民革命中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唤醒中国’要求政治运动的至上性和中心地位。”“唤醒中国”的具体使命是
梅光迪说:“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惟欧西之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欧化之威权魔力,深印入国人脑中,故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否,即可‘畅销’。然欧化之真髓,以有文字与国情民性之隔膜,实无能知者,于是作伪者乃易售其术矣。国人……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最时髦举动,为弋名邀利之捷径。”以下事件与上述说法相符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