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遣30名幼童留学,同时规定他们每3个月要学习14天《孝经》和圣谕。这可以说明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宗旨是
19世纪,一位到英国旅游的加拿大人面对煤燃烧造成的遮天蔽日的烟雾,感觉到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舒服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可靠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这种感受的产生反映了她
“17 世纪和18 世纪初,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对这些人文资源)完全入迷了。”但到了“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人则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更感兴趣”。导致西方人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
1903年,中国《大公报》载:“……宪法不立,则虽其国强盛,终滋危殆之忧,如今之俄土是;宪法苟立,则虽其国狭小,已固雄富之基,如今日之德日是也。若是者,知宪法之与国家诚所谓不可一日或离者。”该文的政治主张主要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教授指出: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的意识。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这里“民族之统一”的内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