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正直的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开始思索人类的命运,寻找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解脱劳动大众苦难的新的道路,从而产生了各种勾画未来社会图景的思潮、理论和学说。但是……这种种构想都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按照这些构想进行的社会实验也都归于失败。”(解里轩《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正直的思想家”是指
梁启超在1923年撰写的纪念《申报》创办七十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学西方,第一阶段是学器物;第二阶段是学制度;第三阶段是学精神文化。以下各项中,属于第二阶段的代表性主张是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通州)产之棉,力耕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于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我)寸心不死,……今厂工已毕,纱机已开,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专责成。”材料反映的主要思想是
某中学研究性学习小组拟出一期题为“走进京剧”的墙报。同学们就栏目标题提出四组方案,其中准确的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原名文浚,大学期间推崇某一哲学家的学说,取名“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名为陶行知。据此判断,陶行知推崇的哲学家是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这句话应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