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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晚明文学的关键词。以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高扬“本色”、“性灵”、“情至”的旗帜，鼓吹“性情”，在当时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文学革新运动，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主情思潮，流波所及，一直延续到清代。情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化所讨论的重要问题，甚至有学者称中国哲学为情感哲学，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情感思维，中国诗学更是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那么何以在晚明时期，情感问题重新凸现为一个新的问题？
从思想史而言，先秦儒家中，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其伦理道德本体的建构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孔子讨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孝、仁、礼、仁政、道等观念，是以人们日常的世俗情感为关切点，直接从世俗之“情”中加以引申。《论语·阳货》章关于“孝”的讨论，即以亲子之情来说明“三年之丧”的合理性，表明孔子已经注意到“情”和“礼”之间的渊源。同样，在孟子那里，其仁义礼智普遍道德本性的确立也是通过人自然情感的端绪扩充完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从而将人的自然情感作为道德建立的前提和因缘，虽然孔孟思想中没有涉及对人性自然情感的直接讨论，但在我们今天发现的处于孔孟之间的儒家文献郭店楚简中，却集中探讨了性情问题，并且明确将“情”视作“礼”的内在根据，使得孔子与孟子之间从世俗情感到道德情感建立的内在理路线索得以清晰呈现。楚简认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情生于性，礼生于情”……这表明原始儒家对人的情感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情”作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展示，和心性本体相即不二，同时还作为现实社会中善、恶、忠、信的依据和尺度，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成为社会秩序（“礼”）的起点。
但遗憾的是，孔孟以及竹简中的尚情思想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一直隐而不彰，取而代之的是对“情”贬抑和改写的历史。从荀子开始，“情”站在了“礼”的对立面，被赋予了否定的意义。由于荀子是持“性恶论”者，因而和孔孟走的是相反路径，“礼”不是为了疏导和顺应人情，而是为了对治人情的恶而出现，“礼”和“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冲突与矛盾。跟荀子以“恶”名“性情”不同，后来儒者吸收先秦以来就存在的“性静情动”的观点，用喜怒哀乐“未发”、“已发”来分别性情，以“善”名“性”，而将“恶”归之于“情”，汉代的董仲舒倡导“性善情恶”论。唐代的李翱吸收佛教的“一心二门”对立转换的结构，提出“灭情复性”的理论：“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这一理论直接成为程朱理学贬抑情感的理论先导，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性静情动”、“性善情恶”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并以“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情理尖锐对峙的极端方式表达出来。
虽然在思想领域，情感几乎无容身之地，但中国诗学却给予了情感自由表达足够的空间。在诗学中，“诗道性情”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情是诗发生的动因，也是诗的基本内容，也当然构成诗的本质规定。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诗文在“载道”与“言情”之间存在一定的消长起伏，但却始终不能背离情这个根基。在思与诗之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中国文人的情感在“立身先须谨重”与“为文且须放荡”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默契与平衡。然在南宋理学大兴之后，理学对文学领域进行了全面渗透与僭越，打破了这种平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风气与存养心性、复归性理的诗学理念严重偏离了文学的抒情本质与审美精神，也使得传统文化原本就狭窄的情感空间被严重挤压，造成长时间感性人生的逼仄与枯槁，从思想演进的逻辑而言，必然会引起对此理性僭妄的历史反拨。
（节选自《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
下列有关“情”和“性”的阐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孔孟认为“情生于性，礼生于情”，表明原始儒家对人的情感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的。

B．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是在吸收先秦以来就存在的“性静情动”的观点上得来的。

C．“性静情动”、“性善情恶”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情理对峙的极端方式产生的诱因。

D．“诗道性情”的原则强调了情是诗发生的动因，也是诗的基本内容，构成了诗的本质规定。

下列对选文所论述的核心问题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情”是晚明文学的关键词。

B．情感问题何以在晚明时期重新凸现。

C．情感在儒家思想领域中的演变。

D．情感在中国诗学中一直是自由的。

晚明文坛掀起的那场鼓吹“性情”的文学革新运动，其目的是什么？
答：                           ▲                          。
请简要概括本文探讨的中国思想领域对“情”的态度变化过程。
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