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履园丛话·产业》中“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主,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的思想,实质上反映了当时
“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孟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一“处方”的实践对中国近代化的主要贡献是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清政府如同)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下列人物思想符合此观点的是
鲁迅先生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以下“鞭子”与“动弹”的对应关系中错误的是
1911年11月,严复在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指责“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党人选择共和国体是草率的,缺乏某些常识”,“根据文明演进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拥有一种较高形式的政府,即保留君主制,以适当的宪法条款加以约束。”这反映出严复①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 ②赞同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③与革命党人分属不同的阶级 ④思想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
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则是反思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其中的“第二次反思”付诸政治实践开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