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类:实用类文本阅读
在香港人们不大习惯称查良镛为金庸,而称他查先生。在内地,金庸的“粉丝”很多,人们对金庸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我问先生,您喜欢我怎么称呼您?他说,我喜欢称呼金庸,这样亲热一些。
和金庸先生聊天肯定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古装戏的写法,离不开正剧、正史与文艺作品的关系。金庸先生轻声细语、绵里藏针: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虚。历史资料常常是很平淡的,我们选择材料时当然要从中选择精彩的、动人心魄的内容。就好比历史上,明明是周瑜打败曹操,诸葛亮一点功劳也没有,而《三国演义》却写了“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这使作品很生动,没有这些就索然无味了。但这不是历史本身,是艺术的创造。如果是从小说、戏剧中去找历史的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我听出,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他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我理解他对文学与历史及影视作品的评价。
多年前金庸先生就不再写小说,开始写一些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文章。他参与起草了《香港基本法》,近年来有关法律问题的重大讨论金庸先生都参加。他说他离文学远了一点。
尽管金庸先生不写小说了,但读者对于他的小说仍然非常关注,也不间断地有一些批评和指责。所以金庸先生说,想丢掉作家这个帽子还丢不掉。我做学者的长处是我的文字还可以。我对历史的思考,我自认为独到的见解,可以用擅长的笔法深入浅出地表现出来 ,用文学性的语言写学术性的文章,使各个层面的读者都可以了解。我说,作为作家和学者,您身上潜在的政治素质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认为这得益于做过40年报纸,搞报纸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不可能的。
谈话至此,我顺竿往上爬地说,您的意思很显然,长期的新闻报业工作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政治素质,可以培养出政治家。那我也跑了半辈子新闻,怎么就一点没有政治家气象?金庸先生笑笑说,报人多了,不可能个个卓尔不群、出类拔萃!我接上话茬,对,您说得对,所以我是“平庸”,您是金庸!
金庸先生听我说完,很优雅地笑笑。不像我满口白牙地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这就是我和高人的差距吧。我还没从“比较学”的思考里转回神来,金庸先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他说,一个国家培养高尚的道德风尚是很重要的。我近年来研究法律问题,我主张让人们知法懂法,如果从政府的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遵守法律准则,那么我们的国家就算走上了法律的轨道。法律是冷冰冰的,是很严格的,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就要从道德上进行教育,这种德育可以使法律变得温暖,有人情味。我们中国的观念,除了遵守法律之外,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以道德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的的。
金庸先生接着说,我为人子,也为人父,还戴着作家的帽子,我就想通过我的作品提倡人性的温暖,提倡道德的可贵,提倡和谐的精神。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不顾传统道德了。封建的东西要破,但东方人传统的良好习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没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如果能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念,每个家庭会更温暖,社会也会更和谐。我立马说,是,是,您的作品的确人情味很浓,打打杀杀的情节都是因为“情到浓时情亦薄”的缘故。这回我俩一起乐起来。
会面即将结束时,我对金庸先生说,您的性情这么温和,举止更像一位学者,怎么能虚构出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以及生生死死的悲欢离合?金庸先生不无疑问地说,在你心目中查伯伯一定是一个好斗、打架成性的人吧!我当即表示,至少应该是我想象的那种言辞尖刻、锋芒外露的形象,可你却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伯伯。
我们的见面因下一拨到来的客人宣告了结束,而这位老伯伯留给我的印象颠覆了我心中的金庸。 (摘自胡殷红著《作家素描》)
15、为什么说“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
16、本文是人物评传性质的文章,语言生动活泼,试举两例例加以说明。
17、从文章内容看,金庸先生集作家、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这给立志报效祖国的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18、试探求金庸先生后来不再写小说而主要写一些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