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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真（节选）
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不亦乐乎地当代表，当委员，当评委，当客座教授，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事，有所谓的事是怎样看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在陶渊明故里，像所有名人故里一样，很自然地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那些故事里，陶渊明是一个成天昏昏然的酒徒，稍稍清醒的时候，便在几十里外的庙里跟和尚谈佛论诗。
这类故事不管怎样说法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突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的隐逸特征：逍遥自在，落拓不拘，超凡脱俗，无牵无挂。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并非专门研究陶渊明的讲稿里用一再的强调明白而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同时也就在无意中给了陶渊明的崇尚者一个难以达成的人生命题：自然。
当然，“有钱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很容易，却不合陶渊明的“高致”。与这可笑相比而成为可恶的是，一些恨不得天下风光占尽的利禄之徒，却总喜欢请人书了“岫云”、“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类挂在客厅里。
所以可笑和可恶，就因为：不自然。
自然是静穆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自然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自然是健全的生命活力。
自然是一种极度的简朴：“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自然也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自然是内在精神的富有。
自然是一种选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也是一种随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自然是独立人格，是不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复归本真，质朴自然，那不是一种勇气，不是一种牺牲，而实在是一种福气。

文章结尾：“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复归本真，质朴自然，……实在是一种福气。”试分析这样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