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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邮车
迟子建
近读严济慈先生的《法兰西情书》，颇多感慨。严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受恩师何鲁先生的资助留学法国。我以为一个物理学家满脑子装的都是天体呀、大气的臭氧层呀、光谱学等知识，没想到严先生是那样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与未婚妻张宗英在信中谈《西厢记》，谈歌曲《Long，long Ago》，谈戏剧，他的情书热烈大胆与缠绵悱恻的程度，比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文采斐然。
严先生是乘邮轮赴法国的，他的情书在船上就一篇篇诞生了。他记叙着游船所经之处的风景，譬如香港的灯火、西贡湄公河上的飞鱼、直布罗陀港乞钱的黑人、红海的日出日落，他满怀温情地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倾诉给亲密爱人，把一个浪迹天涯的才子的相思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读这些情书的时候，我蓦然想起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开篇的一幕也是写一艘法国邮船，不同的是那是艘归国的邮船。钱先生在写到船抵西贡时，有这样几句极精采的话：“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钱先生与严先生一样，有乘邮船负笈海外求学的经历，所以他们在写到邮船时是满怀感情的。
读罢《法兰西情书》，我很怅然。我想，在交通和通讯业极其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再有了。首先，航空业的崛起使地域的距离感消失了，如今去一次法国，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就足够了。其次，电讯、网络以及电视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人们把整个世界都罩在股掌之中，世间万事万物的风云变幻，马上就会经它们反映出来。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看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现场直播画面，它给我们带来了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荡，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恐怖、残忍。可是我们明明仿佛身临其境看到的这一切，却很快像焰火一样消失在记忆中，它甚至不如我们对一张诺曼底登陆的老照片记得那么真切。我们在极其便利地获得这一切“资源”的同时，对它的忆念也在减弱。情人间纸上的絮语已经化作电话中的喃喃细语，那种真正的牵肠挂肚和彻骨的思念之情，也由于这“唾手可得”的问候而减去了几分浪漫之气。如今很少有人用信件传递感情了，所以当代绝对不会再有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不会有沈从文写给三三的那些比散文还要优美的情书。当然，也不会有严济慈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对邮船的那种带着闲适之情的描述了。
那种曾笼罩着我们生活的邮车离我们远去了。有谁还能记得人们盼望邮车的那种充满了渴望和期待的眼神呢 当我们在空中飞越万水千山时，也在无形中遗失了与山相拥的浪漫和遐思，遗失了驻足水畔思念恋人的那如水的缠绵。
（选自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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