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中国出现外资企业、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三种新的经济成分。它们同自然经济的关系是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因为它
1919年7月5日,武昌中华大学教师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罢课放学,究竟于工商界及一般平民颇生影响,此事实也。…今本危急存亡之秋,…今日群众,本渐有平民思想之觉悟,正可引势利导。”这一材料说明
1892 年,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 ,认为未来社会是实行共和制的大同社会; 1913 年 7 月他又发表文章说: “夫共和之立国??今所模欧师美者??但模仿其政俗之末,而失 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欧、美成功之效,而在我为败坏之由。 ”康有为的这一转变反映了
1920 年,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 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材料表明梁启超的态度是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写道:“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主要表明当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