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的讲话:“希腊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这段材料主要表明了( )
研究邓小平的外国学者,根据邓小平在当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四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积极评价。其一,最成功的改革家;其二,“中国现代化之父”;其三,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其四,“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救星”。以下能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的是
孙中山1912年在《宣告各友邦书》中指出:“……三、凡革命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国家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起以后则否。”后来,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适宜于关税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犯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重要条约。”这种变化不能反映出
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关系,西方与中国适成倒置:在欧洲,是由启蒙而现代化;在中国,则是为现代化而启蒙,欧洲由启蒙而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启蒙运动则是救亡的现代化运动的步骤。据此可知,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材料表明胡适
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中认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勋)、康(有为)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pǒu抨击)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这表明陈独秀的态度是